八套纪录片感人至深。作为一名小时候居住在徽族风格建筑院落的设计师，这引起了很多共鸣

纪录片中共拍摄了100多处中国古代建筑，为我们很好的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脉络，领略了中华几千年来的文化、经济、艺术、生活方式等在不同时期里对建筑的影响以及建筑的表现形式。以下是根据影片中建筑类别的年代进行的分类和总结：

1、 史前建筑：在物理学研究的建筑发展史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当时以半坡窑洞为主，原始聚落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雏形，形成了以树为巢的社会。

后来，树叉支撑梁的施工方法成为建筑上的一个突破，可以建造一个更大的房子。

2、 早期建筑：河南殷墟遗址距今约3100年，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等精美文物，充分展示了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当时还出现了建筑中上象形文字，如：

从这些文物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商代建筑的基本形象。它下面有一个平台，上面有一个木结构。当时，国家的出现、金属的出现和夯击技术的提高，使建筑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高台榭，美宫室“是当时的现象写照。

后来到了汉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明堂壁雍”，壁雍指圆形水池，而明堂为水池上方的建筑。明堂壁雍是接受朝见和祭祀的场所，以及古代天子的明经宣讲之处。当时还出现了一些特色建筑，如：

建阙，后来演变成五凤楼的形式，现在故宫的子午门也由此演变而来。当时的佛教建筑也是一大特色，摩崖建筑如：1500年前的寺院至今保存完好，而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

三、 唐宋时期：公元七618年唐建都之后，以大兴城为都，改名长安城，唐前的大乱到大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安定，经济、文化、对外**往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建筑风格特点：博大、恢宏、开放，结构技术、功能和建筑艺术高度融为一体。

武则天的明堂是当时最大的建筑，最辉煌，86米高，相当于20层的现代建筑，只用了11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盛唐的辉煌，高超的技艺。当时还有蓟县独乐寺、山西敦煌石窟、五台山佛寺等著名建筑。

宋代在当时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建筑技术不断发展，北宋建国后，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建筑制作的著作《营造法式》。当时著名的建筑有忭梁城、圣母院、隆兴寺、应县木塔、嵩山少林寺等。结构出现多样性，包括：

横梁式、穿斗式、井干式等

4、 元明清时期：北京经历了元明三代。元代大都开始了王都模式。方正的建筑，两边各九里，气势恢宏。无论是漆艺、金画、彩画等，都达到了中国木结构建筑在宫廷建筑中发展的高峰。此外，还有许多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建筑，如四合院建筑，将中国礼仪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还有客家民居、徽派建筑、窑洞民居等。中国园林建筑的发展也是中国建筑文明史上的重要标志，理水、叠山、莳花选石建造了清漪园…….随着中国皇家园林的发展，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地方特色园林，如苏州园林、泰州乔园、扬州个园等，这些园林极具诗情画意，含蓄曲折，与自然相融合，形成诗意的精神文明的栖息地，无愧为中华之瑰宝。

总结：感叹中国古建筑文明，很多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经历数次**、自然灾害、狂风暴雨的侵袭仍屹立不倒，感叹中国工匠们的工匠精神、高超的技艺，以及对建筑质量、采光、舒适、礼仪等多方面的综合水准。这些古建筑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人类历史文明的重要篇章。

我们感谢古代人类文明，感谢中国先民，感谢梁思成等前辈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保护和继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珍惜和继承历史功绩，汲取古代文化精华，融入当下，走得更远！

⬘ 中国古建史发展思想总结 ⬘

摘要：在我国语文教学而言，朱自清先生对于语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他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语文教育的多个层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从而使当时的语文教学工作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具备较强的独创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具备严谨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能够较好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较强的开拓性精神和价值，即便是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时期，其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

语文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设置最早的一门学科，从小学阶段直到高中毕业的12年期间，学生一直都要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以至于学生和教师对于语文课都不敢掉以轻心，将其作为学习阶段的重要基础性学科。而国家在语文学科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我国目前的改革现状仍不令人满意。谈及目前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几乎能列举出各种各样教师存在的问题。例如教学模式过于机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动和乐趣性、缺乏启示性和激发性等，从而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进而出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不良因素，最终使得整个课程的教学计划难以完成。

对于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统一是其最大的特点。朱自清极力驳斥传统观点将语文学科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对待的态度，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应该以人格教育为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为目标，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感情培养等多种需求。在师生关系中，朱自清强调要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教师在其中应该处于辅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阅读、写作、语言训练等多方面都应该融入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朱自清语文教育的内涵所在。在其理论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对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共同体。如果单纯考虑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将语文的额绚烂多彩的内涵以及独具一格的魅力抹杀，同时也会给语文教学工作带来形式化的不良影响；如果单纯考虑其人文性特点，又会产生对基础性知识和读写能力等环节的弱化，同样也不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因此，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础，也是推动语文教学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内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续和发展，同样也是实现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两者的融合发展对于提高现代语文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应该坚持两者兼顾的原则，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

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通过开拓出多样化的学习渠道，构建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在中学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通过人际交往已经掌握一定的听说能力。在进入学校学习后，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而且可以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等多种语言环境，来实现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有实践研究表明，语文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课后的自主学习来强化其语言运用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课外学习的重要性，只是将学习途径局限于课堂之上，视野范围仅停留在教科书之上，忽视了课外阅读。这样使得语文教学比较封闭，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借鉴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学生去自助也与，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感悟，积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语言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升语文能力。

语文教学也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培养学生认识世界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学科，可以培养人们学习知识，认知文明，有着比较高的功用价值，主要是培养人们的独立思考，促进人们发散思维进行创造性地想象。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在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显得更加的重要。中学生正在处于思想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思维比较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借鉴朱自清的思想，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设计出符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同时要对课堂进行监督，使得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效果。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教学理念之下，语文教学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传和死记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师应该通过积极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和思考，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究、创新和研究，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工作之中。语文学习作为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就需要学生在探究、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培养语文习惯和语文能力的过程，实现其培养学生人格的目标。根据这层意义，朱自强的语文教学理念中的教学目标无疑和现代语文教学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必然会对现代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李想.让你的作文“活”起来——浅析朱自清写作教学思想的指导意义.学问：现代教学研究,2012,(2):61-61.

马萍.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作文成功之路（中旬）,2016,(3):94.

张锦艳.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扬州大学,2014.

⬘ 中国古建史发展思想总结 ⬘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涌现出许多建筑大师和建筑杰作，营造了许许多多传世的宫殿、陵墓、庙宇、园林、年、民宅……。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欣赏中国古建筑，就好比翻开一部沉甸甸的史书。那洪荒远古的传说，秦皇汉武的丰功，大唐帝国的气概，明清宫禁的烟云，还有史书上找不到记载的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聪明才智，都一一被它形象的记录了下来。

中国古建筑从总体上说是以木结构为主，以砖，瓦，石为辅发展起来的。从建筑外观上看，每个建筑都有上，中，下三部分组成。上为屋顶，下为基座，中间为柱子，门窗和墙面。在柱子之上屋檐之下还有一种由木快纵横穿插，层层叠叠组合成的构件叫做斗拱。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建筑所特有的构件。它既可承托屋檐和屋内的梁与天花板，有俨然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斗拱这个词在谈论中国古建筑中不可不提，由于它在历代建筑中的做法极富变化，因而成为古建筑鉴定的最主要依据。

中国古建筑的屋顶样式可有多种。分别代表着一定的等级；等级最高的是庑殿顶，特点是前后左右共四个坡面，交出五个脊，又称五脊殿或吴殿。这种屋顶只有帝王宫殿或剌建寺庙等方能使用；等级次于庑殿顶的是歇山顶，系前后左右四个坡面，在左右坡面上各有一个垂直面，故而交出九个脊，又称九脊殿或汉殿，曹殿，这种屋顶多用在建筑性质较为重要，体量较大的建筑上；等级再次的屋顶主要有悬山顶（只有前后两个坡面且左右两端挑出山墙之外）。硬山顶（亦是前后两个坡面但左右两端并不挑出山墙之外）。还有攒尖顶（所有坡面交出的脊均攒于一点）等等。所有屋顶皆具有优美舒缓的屋面曲线。无论它是源于古人对杉树枝形还是对其他自然界物质的模仿。这种艺术性的曲线先陡急后缓曲，形成弧面。不仅受力比直坡面均匀，而且易于屋顶合理的排送雨雪。

从建筑类别上说，中国古建筑包括皇家宫殿，寺庙殿堂，宅居厅室，陵寝墓葬及园林建筑等。其中宫殿，寺庙，陵墓等都采用相近的建筑形式与总体布局方式即对称齐整，主次分明。以一条中轴线将个个封闭四合院落贯束起来，表现出封闭严谨含蓄的民族气质或可以说是地道的儒家风范。唯园林建筑与此迥异，布局自由灵活，变幻无穷，极力追求自然情调。当是更多地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偏爱木材，几前年来一直如此，并以木构架结构为主。此结构方式，由立柱、横梁及顺檩等主要构件组成。各构件之间的结点用榫卯相结合，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框架。这种榫卯结合的形式，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社会建筑遗址中已有发现，表明它在距今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井干式，即是以圆木或方木四边重叠结构如井字形，这是一种最原始而简单的结构，现在除山区林地之外，已很少见到了。二是“穿斗式”，是用穿枋、柱子相穿通接斗而成，便于施工，最能抗震，但较难建成大形殿阁楼台，所以我国南方民居和较小的殿堂楼阁多采用这种形式。三是“抬梁式”（也称为叠梁式），即在柱上抬梁，梁上安柱（短柱），柱上又抬梁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是可以使建筑物的面阔和进深加大，以满足扩大室内空间的要求，成了大型宫殿、坛庙、寺观、王府、宅第等豪华壮丽建筑物所采取的主要结构形式。有些建筑物还采用了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形式，更为灵活多样。

“墙倒屋不塌”这一句中国民间的俗语，充分表达了上述梁柱式结构体系的特点。由于这种结构主要以柱梁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之用，并不承受上部屋顶的重量，因此墙壁的位置可以按所需室内空间的大小而安设，并可以随时按需要而改动。正因为墙壁不承重，墙壁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而开设，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可以开成空窗、敞厅或凉亭。

由于木材建造的梁柱式结构，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框架，这就使它还具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即抗震性能强。它可以把巨大的震动能量消失在弹性很强的结点上。这对于多地震的中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有许多建于重灾地震区的木构建筑，上千年来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如像高达67米多的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为现存世界上最高的木塔，天津蓟县辽代独乐寺观音阁高达23米，这两处木构已经近千年或超过了1000年。后者曾经经历了在附近发生的八级以上的大地震，1976年又受到唐山大地震的冲击，还安然无恙，充分显示了这一结构体系的抗震性能的优越性。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以它优美柔和的轮廓和变化多样的形式而引人注意，令人赞赏。但是这样的外形不是任意造成的，而是适应内部结构的性能和实际用途的需要而产生的。如像那些亭亭如盖，飞檐翘角的大屋顶，即是为了排除雨水、遮阴纳阳的需要，适应内部结构的条件而形成的。两千多年前的诗人们就曾经以“如翚斯飞”这样的诗句来描写大屋顶的形式。在建筑物的主要部分柱子的处理上，一般是把排列的柱子上端做成柱头内倾，让柱脚外侧的“侧脚”呈现上小下大的形式，还把柱子的高度从中间向外逐渐加高，使之呈现出柱头外高内低的曲线形式。这些做法既解决了建筑物的.稳定功能，又增加了建筑物外形的优美曲线，把实用与美观恰当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是适用与美观的统一佳例。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立面和屋顶的形式丰富多彩，有方形的、长方形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十二角形的、圆形的、半圆形的、日形的、月形的、桃形的、扇形的、梅花形，圆形、菱形相套的等等。屋顶的形式有平顶、坡顶、圆拱顶、尖顶等等。坡顶中又分庑殿、歇山、悬山、硬山、攒尖、十字交*等种类。还有的把几种不同的屋顶形式组合成复杂曲折、变化多端的新样式。

建筑的平面布局是决定一座建筑、一组建筑、一群建筑，甚至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形制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基本上有两种平面布局的方式。一种是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一种是曲折变化，灵活多样。举凡帝王的京都、皇宫、坛庙、陵寝，官府的衙署厅堂、王府、宅第，宗教的寺院、宫观以及祠堂、会馆等等，大都是采取前一种形式。其平面布局的特点是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的建筑物，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物。这种布局主次分明，左右对称。以北京的寺庙为例，在它的中轴线上最前有影壁或牌楼，然后是山门，山门以内有前殿、其后为大殿（或称大雄宝殿），再后为后殿及藏经楼等。在中轴线的两旁布置陪衬的建筑，整齐划一，两相对称，如山门的两边有旁门，大殿的两旁有配殿，其余殿楼的两旁有廊庑、配殿等等。工匠们运用了烘云托月，绿叶托红花等手法，衬托出主要建筑的庄严雄伟。这类建筑，不论建筑物的多少、建筑群的大小，一般都采用此种布局手法。从一门一殿到两进、三进以至九重宫阙，庞大帝京都是这样的规律。这种庄严雄伟、整齐对称、以陪衬为主的方式完全满足了统治者和神佛教义对于礼敬崇高、庄严肃穆的需要，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相传沿袭，并且逐步加以完善。另一种布局方式则与之相反，不求整齐划一，不用左右对称，因地制宜，相宜布置。举凡风景园林、民居房舍以及山村水镇等等，大都采用这种形式。其布局的方法是按照山川形势、地理环境和自然的条件等灵活布局。例如民居甚至寺庙、官衙，凡位于山脚河边者，总是迎江背山而建，并根据山势地形，层层上筑。这种情况最适宜于西南山区和江南水网地区以及地形变化较多的地点。这种布局原则，由于适应了我国广大的不同自然条件的地区和多民族不同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的需要，几千年来一直采用着，并有科学的理论基础。中国式的园林更是灵活布局，曲折变化的实例。山城、水乡的城市、村镇布局也根据自然形势、河流水网的情况，因地制宣布局，出现了许多既实用又美观的古城镇规划和建筑风貌。

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非常丰富。有的色调鲜明，对比强烈，有的色调和谐，纯朴淡雅。建筑师根据不同需要和风俗习尚而选择施用。大凡宫殿、坛庙、寺观等建筑物多使用对比强烈，色调鲜明的色彩：红墙黄瓦（或其他颜色的瓦）衬托着绿树蓝天，再加上檐下的金碧彩画，使整个古建筑显得分外绚丽。在表现中国古建筑艺术的特征中，琉璃瓦和彩画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琉璃瓦是一种非常坚固的建筑材料，防水性能强，，皇家建筑和一些重要建筑便大量使用了琉璃砖瓦。琉璃瓦的色泽明快，颜色丰富，有黄、绿、蓝、紫、黑、白、红等等。一般以黄绿蓝三色使用较多，并以黄色为最高贵，只用在皇宫、社稷、坛庙等主要建筑上。就是在皇宫中，也不是全部建筑都用黄色琉璃瓦，次要的建筑用绿色和绿色“剪边”（镶边）。在王府和寺观，一般是不能使用全黄琉璃瓦顶的。清朝雍正时，皇帝特准孔庙可以使用全部黄琉璃瓦，以表示对儒学的独尊。琉璃瓦件大约可分作四类：一类是筒瓦、板瓦，是用来铺盖屋顶的。第二类是脊饰，即屋脊上的装饰，有大脊上的鸱尾（正吻），垂脊上的垂兽，戗脊上的走兽等，走兽的数目根据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级而决定。明清时期规定，最多的是十一个，最少的是三个，它们的排列是，最前面为骑鹤仙人，然后为龙、凤、狮子、麒麟、獬豸、天马……等等。第三类是琉璃砖，用来砌筑墙面和其他部位的。第四类是琉璃贴面花饰，有各种不同的动植物和人物故事以及各种几何纹样的图案，装饰性很强。

彩画是中国古建筑中重要的艺术部分。我们今天看见天安门城楼、故宫三大殿以及天坛、颐和园、雍和宫等等重要建筑的室内外，特别是在屋檐之下的金碧红绿彩画，使这些阴影部分的构件增强了色彩对比，同时使黄绿各色屋顶与下部朱红柱子门窗之间有一个转换与过渡，使建筑更觉辉煌绚丽，这实在是一种很成功的手法。建筑彩画也有实用和美化两方面的作用。实用方面是保护木材和墙壁表面。古时候有一种椒房，即是在颜色涂料中加上椒粉，不仅可以保护壁面和梁柱而且还可散发香气驱虫。装饰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房屋内外明快而美观。彩画的图案早期是在建筑物上涂以颜色，并逐渐绘画各种动植物和图案花纹，后来逐步走向规格化和程式化，到明清时期完成了定制。明清时期的彩画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完全成为图案化的彩画，分为和玺（以金色龙凤为主要题材）、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金琢墨、烟琢墨、雄黄玉、雅五墨等，它们都以用金多少和所用的主要题材来定其等次贵*.另一类是后来才兴起的“苏式彩画”（苏指苏州），它的特点是在梁枋上以大块面积画出包袱形的外廓，在包袱皮内绘各种山水、人物、花鸟鱼虫以及各种故事、戏剧题材。还有一些别出心裁的彩画，如故宫太和殿的柱子以贴金沥粉缠龙为饰，遵化清东陵慈禧陵在楠木梁枋上素底描金彩画，达到了金碧辉煌登峰造极的地步。

朴素淡雅的色调在中国古建筑中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如江南的民居和一些园林、寺观，以洁白的粉墙、青灰瓦顶掩映在丛林翠竹、青山绿水之间，显得清新秀丽。北方山区民居的土墙、青瓦或石板瓦也都使人有恬静安适之感。甚至有一些皇家建筑也在着意追求这种朴素淡雅的山林趣味，清康熙、乾隆时期经营的承德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中国古建筑有着丰富的雕塑装饰。古建筑的雕塑一般分作两类，一类是在建筑物身上的，或雕刻在柱子、梁枋之上，或塑制在屋顶、梁头、柱子之上的。题材有人物、神佛故事、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等等，龙凤题材更被广泛采用。雕塑的材料根据建筑物本身的用材而定，有木有石，有砖有瓦，有金有银，有铜有铁。另一类是在建筑物里面或两旁或前后的雕塑，它们大多是脱离建筑物而存在的，是建筑的保藏物或附属物。建筑物内的雕塑多为佛、道寺院内的佛、道教内容。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与环境的配合和协调方面有着很高的成就，有许多精辟的理论与成功的经验。古人不仅考虑建筑物内部环境主次之间、相互之间的配合与协调，而且也注意到它们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建筑中有一种讲究阴阳五行的“堪舆”之学，也就是看风水之学，其中虽然夹杂了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剔去其糟粕，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特别是其中讲地形、风向、水文、地质等部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师和工匠们，在进行规划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等，都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务使建筑的布局、形式、色调、体量等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例如《管子》论述选择都城条件时就强调，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低勿近涝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等等。至于山区城镇、城堡、村庄、寺观、园林、民居等等，也都是随着山形地势起伏转折，高低错落，相宜布署。江河湖海岸边的建筑物必然随着港湾河汊的地形高下予以安排。历代陵墓尤其重视地形环境。所谓的“龙脉”即考虑到周围数里、数十里，甚至数百里范围的地形、风水。园林更是综合了空间与时间的艺术，景随时换，步移景转。对园内外环境的关系，相互配合最为讲求。“借景”就是造园技法中巧妙地运用环境的一种表现手法。明计成《园冶》一书中专门有“借景”一章。他说：“园林巧于因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把园外远处的山峰冈峦、楼阁塔影以至山林树木、海山景色都可借入园内成景。景与景之间，也相互为借，隔院楼台，出墙红杏都可相互借用，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综合上述，中国古建筑有着很高的欣赏价值。它给我们以审美享受，为研究历史和科学提供实证，为新建筑设计和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而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爱国主义教科书。

⬘ 中国古建史发展思想总结 ⬘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有些汉墓还使用了所谓黄肠题凑。

汉墓中的随葬品和战国时代相比，青铜器减少，漆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加。为了储存大量的食物和饮料，墓内常有许多大型的陶器。在汉代，以人殉葬是非法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除个别例外，已经见不到人殉。从商代开始的残酷的人殉制度，至此基本上终止。(图示为河北省满城汉墓和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

⬘ 中国古建史发展思想总结 ⬘

人类文明的历程便是人与自然协调的过程，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便是一部环境保护与破坏的冲突史。经济学最理想的状态便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经济机制与生态机制的和谐。然而，文明的历程往往忽略了把握人与自然的结构，历史深处的忧虑被现实证明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程。当我们重新扫视中国兴衰的历史坐标时，会清晰地发现，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当代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是殊途同归的。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仰韶文化开始，经历农业技术进步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代初，这里的农业已有了30历程。当时实行大面积的“刀耕火种”，《管子・揆度》中讲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萌生了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迷信的。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祀。《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 ①的说法，《国语》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

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涵义在于通过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力，使人类经济活动合乎理性，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漫长的演进，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发展为自觉的清晰的阶段。到东周时，其目的已相当明确。它承认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的不可否认性，但主张合理而有计划地应用。春秋时已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避免生态资源发生代际供求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讲道：“草木繁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礼记・月令》中更有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动之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

先秦这种永续发展的思想，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秦汉时，理论上已达到较高境界。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安邀集宾客合写的《淮南子》，对先秦环保思想作了系统总结，是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最完善的论述。其中，《主术训》中有一段话，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认为这样才会出现草木繁华，物种繁多，生机勃勃的景象。

生态效益是形成经济效益的环境基础，而经济效益则是生态效益得以改善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贾思勰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指出：“丰林之下，必有仓庾之坻”。唐宋时期许多诗词也反映了这种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原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往往付出沉重代价，即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支持，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客观地说，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性的人类应该学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间寻找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因为生态的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数不胜数。《水经注》中记载越王勾践的采伐，“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如果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况且他的行为对于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时代讲，危害性尚可忽略，那么，历代大兴土木，毁林建都，造成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积月累，造成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面缩减，则是毁灭性的。尤其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诗中愤怒地写道：“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这同时造成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许多河道曾有的舟楫如云，千帆竞发的局面已成如烟往事。加之长期列国纷争，伐木立寨，甚至毁林灭敌，无休止的破坏欠下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债务。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对此，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指出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分析指出，开垦山地造成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但这些宝贵思想多在血与火中沦陷，对环境的掠夺却日积月累，成为今天许多地区千疮百孔的凄惨景象的历史根源。

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时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之路有本质区别。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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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无止境的`。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重任。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并存的关系。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例问题，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的生产能力。

资源的稀缺存在于一切时代与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曾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是农业古国， 而农业资源包括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土地与劳动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先秦时，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生产资源缺乏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体现者，从人类迈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经济关系在古代文献中便得到论述。最早可见于《易》、《诗》中。《易》的卦辞主张人口增加，《诗经・国风》许多 篇章直接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重要。希望人口增殖的思想与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缺一不可。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主张“富国、众民”。他把土地、人口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已注意到土地与人口比例问题，提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不管这种比例是否失真，在诸位将相皆以据守城池，调遣众民为荣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商鞅提出，“民过地， 地过民”都不好，并以韩赵两国为例证明，认为地广民众未必富强，地狭民寡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效力，这是当代集约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还开始人口统计，以正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管仲提出单纯增加人口和土地未必富强，人口与土地必须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这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反对过度修建房屋挤占土地。

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指出要以土地资源现有量来增加人口，估量人力发展生产，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未结合生产方式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支相抵的思想对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有巨大意义。韩非认为，争与不争，关键在于财富多少，不是绝对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多少。他断言人口是成倍增长的，比马尔萨斯早多年考察人口与财富比例，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及资源的稀缺性未明显体现出来。以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大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加上税赋形式的集中和简化，农业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展。有学者推测，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亿。到清前中期，开垦区域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进。农业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人口，而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作为消费者的消费又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问题上论述广泛，分析具体，是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峰，他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论述人口与物价、就业、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及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

历史上进步人士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精辟见解，我们可以将其归为一点：人口数量的增大，对资源利用不能超过资源开发与更新速度，否则，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正是古代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经济与生态，荣则共荣，枯则共枯，必须把发展理解为人与自然及之社会之间的持续与协调、平等互动的统一过程，决非经济的孤军奋战。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外部负效应。经济活动波及经济体之外时，也即产生了外部效应。而我们讲的外部负效应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意识的限制下，中国古代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主要是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历朝历代为了解决外部负效应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和和尝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法治和财政税收，使造成外部不经济者承担社会成本。这里的税收，中国古代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征收山泽园林税（类似于现在的资源税）。征收山泽园林税（不同朝代称法不同），其目的固然是扩大财政收入，但客观上对抑制外部负效应起了积极作用。

获取资源，本身必须付出成本。许多资源，其成本和价格很难确定。如优美的环境，繁华的城市生活，都是一种资源，但由于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只能用另一种方法计量其价格，就是为得到这种资源必须支出的费用。如体力、财力的支出，迁居费用，获取户籍的费用，对中国古代居民而言，为得到资源，有时还得买通官府，打通环节，并承担种种税收。据《周礼》载，西周时便有了山泽税的征收，以后又有了矿税、盐税等诸多种类。同时，也加强了法律的完善和实施。早在殷商之时，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的规定，并视其为犯罪，与《汉谟拉比法典》有相似的内容。《韩非子》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西周《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伐崇令》是我国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也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墓出土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立法之一，反映了依法保障持续发展的思想，“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及雍提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北宋甚至以皇帝下诏的方式重申保护禁令，命令基层官吏捕拿违反禁令的人。类似的规定是很多的，因此过度开采和利用资源，有时也要承担受罚、被刑、伦理道德谴责的风险，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有助于降低外部负效应。

遗憾的是，古代官府开征的山泽园林税范围较窄。许多资源虽为国有，但使用权下放民间时，界定并不明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外部影响。加之执行时官吏的扭曲、破坏，往往造成民不聊生，适得其反。法律的执行，又受到王朝更替的限制。生态环境在“禁”与“弛禁”中不断受到掠夺，而且官府在力图使外部不经济减弱时，如果不从自身做起，并持续下去，则无法达到预期的作用。历史上不断发生“蜀山兀，阿房出”之类事件，有关的政策也未能有效实施。历史的教训对当代中国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2、途径之二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而民众保护意识又不强的资源加强国家的垄断。民间分散的开采，不仅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而且极易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自然资源大都为国家所有，管仲时代之前便有了此类规定。西汉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各郡设盐铁官署，严禁私人生产“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北宋对矿课控制较松，但仍实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的矿课为额由百姓购买（扑买），然后，申卖于官，禁止民间私自交易。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国家收入，也抑制了私人盲目开采。

这种管制，曾不断有人反对。唐代的经济思想家陆贽认为，“三代立制，山泽不禁，天地材利，与人共之”④。反对官府垄断山泽之利，让人们自由经营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上面论及的资源则不适用。再如金银等贵金属，如果放任民营，大量卷入市场，必然冲击社会秩序，造成金融体系紊乱；放松盐铁等大宗产品的管制，又不利于社会稳定。因而，对这种资源，必须加强政府控制。

3、途径之三是加强行政管理，设立相应机构，兴修水利，维持和改善生态环境，注重农业的生态效应。

据《史记》和《尚书》记载，我国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以后又设立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周礼》中规定大司徒“以土宜之法，……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考察动植物生活状态，使之正常繁衍。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以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设置相应官吏。这些机构与官员是法律政策予以实施的载体，唐代河西走廊所以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⑤的盛世局面，正是这些思想的验证。

水是农业的生命, 合理运用自然规律。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态,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在史前，已设立治水官吏――司空；秦国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成为“天府”的富庶源泉；汉以来，“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⑥，战胜和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难得的是，古人也意识到兴修水利带来的负效应。因为难以考虑环境制约，许多内陆河流越来越细，流量越来越少，干旱风沙肆虐。据《五凉全志》记载，“移丘开荒者，浴河棋布，至使河水日细，泽梁日涸，土地泽饶，变成往事”。然而，人类已经历了多次从大乱到大治而后有大乱的循环，很多有实际意义的治理思想未及实施便在荒原饿殍中湮没，古人又花大力热衷于土地兼并，终于将成倍增长的生态赤字留给了后人。

4、途径之四是建立可持续性环境伦理道德观，而这必将是个漫长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把天地自然看作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一直信守“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奴隶社会时便认识到“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以及“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成阴而众鸟息焉”。此类思想，前文已有例证，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迄今，生态环境退化浪潮汹涌，就是因为几乎大部分人未形成与现代工业、科技、社会相适应的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这种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核心就是尊重自然，把人类真正融入自然之中，把享受自然和生活的权力平等地分给当代人与后代人。

“请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仅建立在发达的农业基础上，也建立在淳朴的民风之上。 吴国盛在《现代化的忧思》中讲道：“一切保护环境的主张，浅层的依据是保护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与延续，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深层的依据则来自对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科学价值的理解。”然而，在商品经济浪潮中，一种商品一旦发现其使用价值，人们往往蜂拥而上，时至今日，对自然的掠夺已形成巨大惯性，屡刹不止。玛雅文明的覆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坍塌，都是生态破坏的牺牲品。回顾我们世代演绎着的“天人合一”的持续发展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构筑未来，也许严峻的现实正慢慢唤醒了人类的良知，但是，可持续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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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处于人生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学生，具有不成熟性、可塑性、发展性的特点，犯点错误在所难免。然而最头疼的就是遇到那种经常犯错的学生，大错三六九，小错天天有，软硬不吃，时间久了，大多数教师即使再“神通”，几乎对他们无计可施。此时的教师可谓既伤心又愤怒，对这些犯错的学生往往是一顿“臭骂”或者把他们喝出教室，甚至写检讨、叫家长、立保证。而最终的结果仅仅是造成了“虚假的繁荣”――摆平了，学生把头低下了，老实了。事实上，高压之下的认错和检讨有多少是心灵的真正感化和顿悟呢？

其实，学生表面上的认错大多是对付教师高压的权宜之计罢了，教师一味地训斥、讽刺挖苦甚至是歧视、体罚只会刺伤学生的自尊心，使他们觉得在同学面前没有面子，抬不起头，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有时候他们索性“破罐子破摔”，当面顶撞教师，弄得场面很是尴尬，也不利于整个班级的管理。虽然说教育要讲究时机，错过时机可能会减弱教育的效果，但是如果遇到任何事都讲究“及时”，说不定还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生活常识：在下雨天时，裤腿上多少会溅上些湿泥点，此时若急着用手去抹的话，一个个湿泥点就会扩散成一大片泥斑，弄得一团糟。还不如暂时不管它们，专心做别的事情，等到湿泥点晾干了水分之后，用手指轻轻一弹便灰飞烟灭，甚至连泥点的痕迹都不会留下。学生犯错了或是跟教师顶起了牛，与下雨天裤腿上的泥点没什么两样，先别急着发火，不如先晾干糟糕情绪的水分再去处理。

晓北曾经是个让人很头疼的学生，经常迟到、旷课、拖拉作业，而且还有沉溺网络的恶习。教师的批评教育没有效果，家长的打骂训斥已成为习惯，最后发展到三番五次跑到学校，采取“死盯战术”也不见什么效果。看着他那副桀骜不驯、不思上进的模样，我这个做班主任的也很着急、很纠结：怎么办？不能放弃！但转念一想仍是一筹莫展，的确没有什么好招了。一天大早，我得到消息：他又钻了放学的空档去上网了，而且前两天的作业又落下了不少。(教学论文 )顿时，我一肚子的火骤然升起：早自习还未下课，我便板着脸气呼呼地推开教室后门冲了进去，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他课桌旁。坐在后排的晓北似乎已感觉到“苗头”不对，忽地一下站了起来，胆怯地看了我一眼，喊了一声老师，声音很小。看着他缩着脖子，耷拉着脑袋，一副紧张的样子，我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我强压住了火，走开了。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种种选择萦绕在脑际：如何有效地处理这件事？是上报学校给他一个处分，还是再次在班上公开批评、念检讨？还是和家长沟通，共同解决？是单独找他谈心，私下里解决？种种处理方式在我的头脑中闪现，种种处理方式的结果，我也在不断预料。晓北紧张的神情也让我疑惑：这次为何如此紧张？以前没有过的，难道有了自知之明？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但仍不能确定我的判断，然而再想想以前收效甚微的处理方式，我把原先的想法都推翻了，决定另辟蹊径，大胆试一试――不公开，不叫家长，也不主动叫他，先放一放再说。

就这样，我像平常一样上课，但在课堂上我总要多看他几眼，好像在等他主动给我交代，下课后也不叫他，装作全然不知的样子。一天下来，晓北似乎有些紧张了。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到了周末的晚上，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老师，对不起，我知道错了。这几天，你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我知道你对我的那点事早了如指掌了，谢谢你给足了我面子。这几天，我每天都期待着你能对我讲一句话，哪怕是把我拉出去打两个耳光也心甘情愿。但是你什么都没有说，简直让我痛苦不堪。当你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的时候，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小洞钻进去。我决定改，保证以后不迟到、不旷课，也决不会再去上网，要做个好学生，你能相信我么？我不想让妈妈再为我伤心了。”看完短信，我的心许久没有平静下来：一是庆幸原先的判断是正确的`，幸亏当初没有发火，不然局面会很糟糕；二是晓北那天的态度有较大转机，幸亏我没有忽略掉这一点。我为我冷静的处理方式感到高兴，同时又为我以前待晓北的态度感到惭愧。我思忖片刻，在手机上写到：“老师看到你愿意“痛改前非”，决定“摒弃前嫌”做一回“冒险投资”，但希望你不要让我赔得太惨，老师实在伤不起啊！我知道你很爱自己的妈妈，有爱就会有改变，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阳光的明天！”在短信的最后我还留下了一张灿烂的笑脸，对他我是充满了阳光般的期待，因为对于如何转化他我早已成竹在胸。

后来，我隔三差五给晓北打个电话聊一聊，话题基本不涉及学习。有时也和他父母沟通一下，时不时也表扬一番，说晓北进步很快等等。为了巩固教育成果，我和其他科任教师约好，对于晓北身上出现的好的变化和优点，哪怕是极小的优点，也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表扬并放大。同时，我还通过不同的途径将晓北表现好的信息传递给他的父母，同时也把父母对他的夸奖说给他听。听惯了批评和经受打击惯了的晓北，在无形的压力下居然不再迟到了，旷课也很少了，网吧也很少去了。作业也能按时交了，字写得比以前更工整了，在班级活动中也看到了他忙前忙后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期末考试中，晓北在班级里一下子进步了20多名！家长会那天，望着阳光下的母子二人紧紧抱在一起，笑得那么开心，我的眼角湿润了。

卡耐基有一句名言：“不论意见多么中肯，硬要被人接受你的意见将是很不聪明的做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一点暗示，由他自己思考并做出结论。”青少年正处于自主意识迅速发展的时期，有很强烈的自尊心，当他觉察到教师是有意地要说服自己时，往往产生心理上的准备，从而警觉起来，并对教育引导进行挑剔，甚至形成心理对抗，产生逆反心理，而当他没有感觉到教师是有意说服自己时，则比较容易接受意见，改变态度。思想尚未完全定型，具有较强可塑性的中学生，落后只是暂时的，犯错误也只是暂时的。作为教师，绝不能对学生求全责备，不能一看见学生犯错就心烦意乱、大发雷霆，要懂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教育智慧，学会宽容。因为教师的责任不在于禁止学生犯错误，而是对犯错误的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抓住有利时机做好他们的转化工作。

当再遇到学生犯错误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发脾气，要像对付下雨天裤腿上的湿泥点一样，先晾干糟糕情绪的水分再去处理，此时师生之间消除了隔阂和戒心，架起了彼此沟通的桥梁，只需“轻轻一弹”，犯错学生的教育转化自然就能获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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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后者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随葬品除陶瓷器外，颇有漆器和铜镜，偶尔也有银器。江西、福建省境内的宋墓，有用陶瓷俑随葬的，其中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煞俑。四川省境内的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流行石室墓，后者多有雕刻，其题材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有的则为孝子故事。辽、金代的墓葬，主要是继承北宋的墓制。

元代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主要发现于山西省境内。其特点是仿木建筑的结构日趋简化，有些已变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区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题材仍多为开芳宴，但突出了墓主人的形像而省略了伎乐的场面。山西省南部地区墓内多饰雕砖，内容多为孝子故事或花卉之类。五代、北宋以来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到元代已接近尾声。

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作为时代的特点，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护棺椁，并在墓底铺松香之类，以利尸体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阶级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所以有的墓不仅尸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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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国传统服装以直线型为主，20世纪后随着新思想的传播，政治制度的更迭，以及西方文化的入侵，社会习俗的改变，我国女性服装开始追求视觉化，追求展现女性形体美。新文化运动之后，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不断深入，西方服饰理念的传播也比较广泛，中西混杂的着装局面，是20世纪初的主要服装风格。民国时期的女性服饰变迁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女性解放的特殊历程，同时也展现了我国近代史的变化历程。分析中国近代女性服装的变化，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变革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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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把山水画的发展逐步引向内向性的认识，尤其是儒释道思想对山水画产生了深刻影响。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以及他们对山水画的权威性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身处当代，当我们面对那些涉及中国山水画的图像与文字时，当我们品味着古人绘画图式中所表现出的气韵时，我们的意识深处就会呈现出诸多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山水画会形成这种特殊的语言，在千年的历程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和思想内涵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背景和思想历史有关，儒、释、道思想的演变以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使中国山水画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模式。画家们将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作为必须遵循的信条，传统哲学思想下的思维模式成为绘画的至上追求。五代、北宋时期，画家对自然的表现达到了近乎真实的境界，但其后的社会发展并没有把“图真”继续发展下去，而整个社会的发展由外向被引入内向，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意识影响和左右着宫廷画家及社会文化的导向，使来源于实践的山水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教条的程式化的山水精神追求。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因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导致他们对山水画的认识成为权威性的评论。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更加强了思想内向性的倾向，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山水画是不同于西方风景绘画的表现特征的。

一、古人对自然的看法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把山水画的发展引向内向性的认识根源

古人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正是形成山水画的一个意识因素。正是人对自然的主动亲近，才能使人与天地自然相近。山水画成为传达古人对天地自然情感追求的精神物化场所，也是一个物质层面表达之上的精神世界。古人把自己对天地自然的情怀，用笔墨传于山川云水。山川云水成为自身心灵情感的外化载体，继而去追寻宇宙间的大道。此时，山川云水之物理之形与“图真”之貌这些物质境界，仅仅是空灵的艺术精神境界的物质表达途径，所以“图真”并非古人对山水的终极追求，这样一来山水画就有了被引向内心的意识基础。

山水画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古人把“游于艺”作为他们从艺的标准，其中规定了中国画的性质和方向，像米芾，苏东坡、倪云林、黄公望等文人把墨戏看做艺术的最高标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山水画，在经历了早期对自然近乎真实的“图真”表现之后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以“解胸中逸气”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一个更加关照自身内心世界情感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山水画就被有意识地引向思想的内向性。

庄子主张艺术家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面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道家拒绝入世、遁入山林，求得自我解脱，所以后世文人多主张怡情悦性、自我陶冶。唐以后山水画的主要画家大多是具有隐士思想的人，作画多自娱，所以道家思想对古代绘画影响巨大。老、庄之道是形而上的，老庄思想把画家引向思想的内向性，引向内心世界。内心情感的表现是他们在创作中非常在意的，因为一些画家无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思想意识的转向在此时成为一种必然。两宋之后的山水画家都以此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宋代画家在山水画上所表现的'观点正是道家思想内向性转变的思想呈现。

较之宋代，元代的山水画家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元代初期的社会政治因素和异族人的统治，导致画家、学者、诗人等离散各地，政治上备受压抑，权力进一步丧失。一些士人不愿入世，而是逍遥出世，知识分子的心境向内向性进一步发展，这时出现的“复古”态度成为了一种躲避与逃离现实的依托。当山水画历经了图真表现的两宋时期，开始转向内向之时，画家们已经真切地认识到了绘画与真实的彻底分离，这种内向性转移不是无意识的，而是一种在社会各种因素作用下有意识的集体意识转变。

老庄思想对明清绘画的影响仍很大，山水画更多的是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而非单纯的物理图真的视觉满足。这些思想体现了画家在思想上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对内心的思考参悟，这直接导致了山水画思想的内向性转变。

二、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画权威性的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中国山水画是与山水理论共同发展起来的，画论多以哲学为基础，基本上都是绘画美学，这些都和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当文人介入绘画之后，绘画就不再是单纯的图像表现了。文人画重书法用笔，如果一个画画的人不懂得文学、不读书，那是不入流。只有文人欣赏的画才叫高雅，否则便是低俗，就是工匠画。文人话语系统构成社会文化不可逾越的标准，所以当文人鄙视“形似”时，画院的画家都尊其理论。同时，文人士大夫把他们对社会、自然及人生的认识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反映到山水画之中，用理论著作的方式，对自然山水进行权威性的解释和阐述，这些儒释道思想成为山水画的审美准则，文人画成为中国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五代以来的绘画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文人画不是流派，而是中国画演变的结果。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表达自然的“图真”之后，由于儒、释、道思想的相互融合及政治的影响，画家的思想与认识被引向内心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绘画是否表现“象”外之意成为审美理想的标准，后世中国传统山水画就在五代两宋画家确立的艺术精神追求中，绘画风格与笔墨程式上整体向思想的内向性转移，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山水画艺术。

参考文献：

[2]吕澎.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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